贞观时期称得上第一大文豪的非岑文本莫属，十六年中书舍人，参与朝廷机密、为皇帝书写诏书，兢兢业业不负于物。

诏诰多的时候岑文本即命书僮六七人“随口并写，须臾而成”，其文学功底称得上“博考经史，多所贯综”。

武德到贞观初，国家草创，诏诰及军国大事其文多出于颜师古，后来颜师古犯事被黜，中书省诸多诏书、律令的起草迟滞。

中书令温彦博建议李世民恢复颜师古中书侍郎的职务，李世民当场拒绝并自荐岑文本，不久更是委以“专典机密”的重任。

中书侍郎是中书省副职，未来宰相的不二人选，负责诏书、册书、向皇帝提建议的疏、表、议等重要文件的起草。

其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机要秘书，既然是宰相接班人为何岑文本等了18年才转正？

岑文本做官太小心谨慎，这点在《贞观长歌》中编剧给予无限的扩大，尤其是结局那段君臣对白看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李世民相信他但又不敢重用他。

因为他始终抓不到岑文本的把柄，看不透他的心思，十几年委身魏王府，最终却是为了成就李恪，对于岑文本的隐忍连李世民都颇感吃惊。

其实《贞观长歌》中岑文本的形象也绝非作者杜撰，李世民曾当众点评朝廷重臣为官特点，评价岑文本“持论恒据经远，自当不负于物”，当然这是史官比较文雅的记载。

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：“岑文本做官谨慎，凡有所奏皆依经典”，这样的大臣守成有余但开创不足，在贞观这个“改革开放”的时期里，岑文本很难有所建树的。

贞观十四年，侯君集平叛高昌，但因纵兵劫掠、贪污高昌财货被人举报，关于侯君集的赏罚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讨论。

有人坚持依法审判，有人却认为侯君集有功不赏无法向世人交代，李世民有意提拔侯君集却又找不到合理的借口，这时岑文本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章。

在《理侯君集等疏》这篇奏章中，岑文本列举了大量的例证来证明“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”的重要论点，例如晋龙骧将军王濬，同样是平吴有功但贪污孙皓财物。

武帝不仅不罚反而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；最后岑文本还引用了《黄石公兵法》中的“使贪”之说来为侯君集的贪污行为推脱。

他劝李世民当学为圣人“弃人之短，收人之长”。这篇文章简直写到李世民心坎里去了，当众宣读岑文本的奏章，冠冕堂皇却免去侯君集的罪行。

整篇奏章跨度长远，论据贴切，很难找到反驳点，正如李世民所说的“恒据经远”，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后岑文本专门强调“臣今所以陈闻，非敢私君集”，本是为领导解忧却不忘了把自己从激烈的政治冲突中摘出来，这无疑有些画蛇添足。

戡乱之师却行无道之事，侯君集的行为该不该罚其实大家都很明白，清朝学者王夫之称侯君集为“贪人败类”。

不足以“司三军之命以戡乱宁民”，毫不客气地批评岑文本：“言兵者之言，皆乱人之言尔，岑文本恶足以知此哉！”

岑文本博通经史难道真得认为侯君集无罪吗？

强词夺理为“败类”开脱难道岑文本不怕给自己留下政治隐患吗？这正是岑文本的高明之处，侯君集在贞观之初甚得李世民重用，不然一个文盲匹夫如何做上吏部尚书。

李世民之所以迟疑不绝无非是想等人给侯君集说话，可等了一圈也没人肯为李世民解围，最后岑文本不得不违背“经典”替李世民解围。

岑文本在奏章开头狠狠贬低侯君集，称高昌之功皆因陛下“运独见之明”，侯君集“止有道路之功”；

再加上结尾处“非敢私侯君集”之说，岑文本仿佛在提醒李世民侯君集之功与实不符，自己之所以写这篇奏章皆因政治上的需要，更准确的说是李世民需要。

奏章虽好，但却暴露他为官过于太过谨慎的特点，对于皇帝来说这不是优点；

《贞观长歌》中也同样提到了这点，贞观初岑文本得益于李靖推荐，但岑文本从未与李靖有任何交往，这样的人令李世民不放心。

贞观十七年，为辅翼太子李治，李世民大封太子官属，马周、于志宁等后起之秀均位列其中，而岑文本连个太子宾客都没沾上，这也预示着岑文本今后的政治生涯止步于贞观了。

贞观十八年，在确定李治地位后，李世民终于可以放心地提拔岑文本为中书令了，正如《贞观长歌》中编剧所说：“再不封岑文本个中书令，李世民都不好向后世交代了。”

转正后的岑文本一点高兴不起来，别人来贺喜希望攀上岑文本这颗大树，他却以“今受吊，不受贺”为由全部推掉，其原因除了“非勋非旧”的政治背景外，主要还是对自己政治前途即将走到终点的一种悲伤。

接任中书令后，岑文本做事更是小心谨慎，诸事亲力亲为，以致劳累过度“神情顿竭”，李世民感叹“文本今与我同行，恐不与我同返”，不久岑文本因过度劳累卒于任上，时年51岁。

对于一位谨慎了半辈子，无任何政治背景的岑文本来说，这种结局无疑是最好的，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给李世民留下了一个“完臣”的形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