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立国之初，是设置有丞相职位的。李善长、徐达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等都做过丞相。1380年，“胡惟庸案”爆发，朱元璋将胡惟庸诛杀。此后，朱元璋就废除了丞相职位。

丞相所担任的职责，分于六部。地方上分三司，分管司法、军事、行政，直接对六部负责。朱元璋亲自掌管六部，六部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办事。

明亡以后，清朝沿袭明朝的这一制度。于是，胡惟庸就成了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一名丞相。

朱元璋是一个很勤奋的皇帝，称得上是“夙夜在公，宵衣旰食”。他一个人，就可以将中书省所有的活儿干完。但是，明朝只有一个朱元璋。

随着国家事务的日益繁重，接下来的皇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。鉴于朱元璋在《皇明祖训》中告诫子孙，永远不允许设立丞相，那么就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。

内阁首辅就应运而生

那是明成祖朱棣当政时期的事情了。朱棣设置了以殿阁大学士为主体的内阁，成员有数人不等，官秩为正五品，主要为皇帝提供咨政建议。

及至后来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越来越大，不仅仅是为皇帝提供咨政建议，还参与到军国大事的决策。到嘉靖时期，内阁大学士上朝的班次已在六部尚书之上，成为事实上的中书省。

内阁首辅，虽然没有丞相知名，然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丞相。

比较强势的内阁首辅，如杨廷和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，权倾朝野，号令群臣，不管是声望还是权力，比之汉唐宋时期的丞相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但无论如何，明朝的内阁首辅依然不是丞相。

这是因为，汉唐宋时期的丞相，有名正言顺的柄国执政的权力。皇帝下发的诏书，必须由丞相盖上大印才能生效；如果丞相不同意诏书上的内容，这道诏书还能被打回去。而内阁首辅的权力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。

严嵩能够擅专朝政，是因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、疏于政事；张居正能够大权独揽，是因为万历皇帝冲龄践祚、缺乏执政经验。这种权力分分钟可能被皇帝收回，或者遭到太监钳制，难有作为。

从程序上看，内阁首辅与丞相之间，就差了一个太监。

此话怎讲？

原来，内阁首辅最大的权力，就是在朝廷重要文书上拟定处理意见，供皇帝采纳。这就是通俗所称“票拟”。皇帝经过审阅后，用红笔对“票拟”进行拍板定案，这就是通常所称“批红”。

内阁首辅权力的大小、地位的高低，取决于皇帝对“票拟”的采纳程度。皇帝采纳得越多，内阁首辅自然权力就越大、地位就越高、面子上就越又光彩。反之亦然。

“票拟”又怎么跟太监扯上关系呢？这是因为明朝中期以后，皇帝深居后宫、不理朝政，极端者如万历皇帝，长达30年不上朝。

为了维系国家正常运转，同时牵制内阁权力，皇帝便将“批红”的权力交于司礼监太监，“然内阁之拟票，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，而相权转归之寺人”。

如此，便形成了明朝特有的监阁体制。在这个体制下，丞相之权，被成功地分给了内阁和司礼监。内阁和司礼监各司其职，互相牵制，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正常运行。

所以，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出，内阁首辅拥有“票拟”权，但缺少了太监手中的“批红”权。如果内阁首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，就必须取得司礼监的配合。否则，必然处处受到制约。

事实上，明朝历史上也有不少内阁首辅与司礼监通力合作的例子。如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，为了推行赋税改革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就是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配合下完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