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2，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，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、防止战争的可能性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。

在2月16日的发言中，米高扬率先提出了“个人崇拜”问题，并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批评。

2月25日凌晨，在得到苏共中央全会同意的情况下，赫鲁晓夫向参加大会的苏共代表做了一次“秘密报告”，主题是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》，他在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、破坏党内民主与法治的行为，并列举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，措辞十分严厉。

苏联的历史，从赫鲁晓夫上任后，转了一个弯。

包括赫鲁晓夫在内，以及后来的每一位领导人，他们都试图在对曾经的“斯大林模式”下做出修正，想要找到一种更加适合苏联的发展模式。

虽然今天的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的改革全都失败了。但是否还有人记得“斯大林模式”的本来面目？它或许并没有某些“改革者”口中说的那么糟。

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个活在“教科书”中的斯大林模式，看看它到底给苏联带来了什么？

它是否真的是苏联解体的“根源”。

关于斯大林模式，我们从初中、高中阶段学习的历史教科书，只是对其做了一个非常粗浅的介绍，某些版本的历史教材还不忘在最后批评一下，“斯大林模式的僵化，给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”。

可我们如果想要客观、中立的看待“斯大林模式”，就必须要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去思考斯大林模式是如何诞生的，它给苏联带来了什么？又让苏联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

马克思主义中的“唯物史观”告诉我们，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，都不是人为设计和任意选择的，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出现的。

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，必然要承担其特定的功能，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。因此，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，主要看当时的人们正面临着怎样的历史难题，以及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。
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们就很容易发现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，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就是“落后国家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”的问题。

也就是说，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无论是否是斯大林，苏联当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是不会变的。

在斯大林那个年代，苏联所面临的是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欧洲，和经济更发达、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层层包围。

别忘了，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，迎接他们的就是三年（左右）“内战”和数不清的外国势力干预。而苏联想要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、抵制西方的廉价工业品，没有现代大工业，是万万不能的。

正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所说的那样。

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，世界市场的出现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，“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，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。

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，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”。而斯大林模式，就是要把社会主义运动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结合起来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在国内战争刚刚平息后，苏联开始实行以列宁为核心主张的“新经济政策”，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，允许私人企业存在，以此来恢复生产，缓和国内矛盾，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，确实让苏联国内的“民生”有了一些好转，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从长期来看，新经济政策与“快速实现工业化”是相矛盾的。

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，是“帝国主义列强中最薄弱的一环”。再加上多年战争，其工业水平变得更加“不堪入目”。

所以，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，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的，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，来扩大积累。

此外，新经济政策还导致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，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，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，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。

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，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，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。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新经济政策显然已经不适合苏联了。于是，斯大林在1929年以十分强硬的态度，结束了这一政策，并为苏联带来了“斯大林模式”。

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，是快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。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，都是为超高速的工业化服务的。

在缺乏外界援助的情况下，苏联为了获得发展重工业的积累资金，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，并通过计划经济，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，用合适的“比例”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。

因为就算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现代大工业体系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。为了从农业中获得发展工业的积累资金，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交换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。

斯大林模式，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，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，其实是一次“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”。

在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后，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，欧洲第一工业国。到了1940年，苏联年钢产量为 1800万吨、煤产量1.6亿吨、石油3100万吨。

没有这个雄厚的底子，苏联不可能挡得住横扫欧洲的纳粹铁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说，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虽然“斯大林模式”在让苏联强大起来的同时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但我们如何看待这些“代价”呢？例如“降低农民积极性”，其实主要降低的是“富农”的积极性，苏军强行抢粮也基本都是抢富农的。

而且农村的很多富农殴打党的代表，辱骂党和国家，不仅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还经常起到副作用。

关于大清洗运动，不否认其中存在“冤假错案”，但它仍是一个正面运动，其中被外界普遍认可的死亡人数是“六十多万到八十多万”，可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布尔什维克迎来胜利前夕“投奔”的，他们不仅不是什么“党性坚定”之人，甚至还在“五年计划”中搞了不少破坏。

至于“大清洗”导致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，前线指挥系统陷入混乱，将领奇缺，面对德军来袭无力阻挡”。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。

我们以“网上评价极高”的红色拿破仑—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例。图哈切夫斯基曾为红军建设提出这样的意见：苏联应该用事先积攒的大量技术兵器，直接在战争初期获得胜利。

但事实是，苏联直到1937年才普及七年义务教育，而培养技术兵至少需要九年教育。

以二十年代苏俄的底子，图哈切夫斯基的想法完全脱离了实际。因此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死前，红军的建设情况是：想要搞的那套职业化机械化军队限于苏联的国力底子没有搞起来，步兵预备役却几乎废掉。

结果导致日苏张鼓峰冲突的时候预备役步兵听见炮声转头就跑。往大了说，战争前期苏军面对德军的溃败，和苏芬战争中的失利，图哈切夫斯基都脱不了干系

至于对的作战的苏军将领，我们可以罗列出一大串名字：朱可夫、科涅夫、华西列夫斯基、安东诺夫、罗科索夫斯基等等。

这些真正有用的，能够结合苏联国情对德作战的优秀将领，在卫国战争期间“大放异彩”。这本身就是驳斥“大清洗”对红军造成严重破坏的最有力的证据。

但直到今天，许多人一提起斯大林模式，首先想到的就是“专制”、“个人崇拜”、“大清洗”“乌克兰大饥荒”等字眼，仿佛斯大林差点亲手毁了苏联。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，“斯大林模式”这个词本身，就是西方为抹黑、丑化社会主义和斯大林而提出的。

在西方的语境下，“斯大林模式”天然包含着“极权主义”、“独裁暴政”、“红色法西斯主义”等贬义。而苏联官方在大部分时间是不使用这一概念的。

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，苏联媒体和舆论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一说法，并把它作为“兵营式社会主义”、“极权制社会主义”的代名词，以达到全盘否定斯大林、抹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、彻底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实践的目的。

因此，今天的我们，如果不能客观、公正、理性的看待斯大林模式，不仅是对“前苏联探索社会主义道路”的不尊重，更是对“我国不断探索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”的不尊重。